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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問題加載中，請稍候。若長時間無響應，請刷新本頁面　　作者：河海大學外國語學院李霄垅，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文學院李建波　　摘要：從多個角度來看，英語作為全球通用語的地位業已確立；在信息時代，世界各國均向英語輸送信息的千條江河歸大海般的語言信息地貌也已基本形成。掌握英語就掌握了獲取信息時代珍貴資源的重要手段，熟練掌握英語的人口比例高對于國家來說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此，加強英語教學應是正確的戰略選擇。筆者認為加強英語教學應當走英語專業人才培養規格多樣化的道路；應當重視人文素養培育的專業特征；鑒于學習英語的戰略意義和我國的發展前景，對適于全面提高學生人文和科學素養、培養專業興趣的英語專業實行“關停并轉”并非明智之舉。　　關鍵詞：英語的地位作用；全球通用語；英語教學　　一、引言　　關于我國的英語教學，非議已久。近五年內便出現兩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張樹華院長的觀點被以“學英語使中國教育質量遭毀滅性打擊”為題發表于網絡（張寧銳2013），掀起一股非議英語教學的浪潮。原文跟帖多達40萬人次左右，其中聲討英語教學的占絕大多數，聲討者基本持三種觀點：一是英語課程安排過多，影響了主課學習，尤其是漢語學習；二是中國只有少數人會用到英語，絕大多數學生從學校畢業后再也用不到英語；三是為什麼要學英語，等中國強大了，讓全世界都來學漢語。這次非議直接或者間接導致了在高考時不考英語，英語水平測試放在平時多次進行的改革。第二次便是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源自英語教師內部非議英語教學的聲音。起源應該是復旦大學蔡基剛教授于2018年11月發表在《文匯報》的文章《英語專業是否是“對不起良心的專業”？復旦學者：“病得不輕”》(蔡基剛2018)。就筆者對蔡基剛教授的了解，他長期以來竭力推動專門用途英語進課堂，提倡用專門用途英語顛覆傳統的語言學、文學、翻譯“老三樣”在英語教學中所占據的統治地位。這本來是關于如何提高英語教學質量，變可能存在的“水課”為“金課”，更好地服務國家需求問題的討論，但是由于信息時代以標題抓眼球之風日盛，“對不起良心的專業”“病得不輕”以及后續樊麗萍文章的題目“大學英語緣何上了專業‘紅牌榜’”（樊麗萍2018）等措辭并不嚴謹，使得討論偏離了原來的主題，走向了對英語專業存在必要性的質疑，其前景不排除大量“關停并轉”英語專業的可能。因此，很有必要從英語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出發，探討英語教學的前路。　　二、英語的地位和作用　　英語已經成為全球通用語(globallinguafranca)。歷史上，在羅馬帝國興盛之時，其觸角所及人多地廣，拉丁語一度成為通用語，而且影響至今，植物學、醫學等許多領域仍經常可見拉丁文。葡萄牙語、阿拉伯語、漢語、法語、希臘語、希伯來語等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充當過通用語。但是無論從影響的廣度還是深度來看，這些語言作為通用語的地位和作用遠不及英語。作為通用語的英語可謂生逢其時，英語國家在政治影響力上、經濟實力上都如日中天，而且其作為通用語的地位又得到了信息革命的助推和鞏固。這些因素使英語得以成為影響深遠的全球通用語。　　關于英語的地位和作用，國外在對作為通用語的英語（Englishaslinguafranca，ELF）研究的過程中多有論述，相關研究成果值得參考。國外對作為通用語的英語的研究，多采用量化的方式，且多從語言使用人數、網站擁有量和網上不同語言使用情況及語言影響力三個側面展開（圖1—4列出數項國外的研究成果）。　　我們一般會認為，使用漢語的人數肯定是最多的。如果只考慮第一語言的話，情況的確如此。但是如果把第二語言也考慮進去，情況就不同了，英語成了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見圖1)。當然，這里還沒計算將英語作為外語使用的人數。圖1使用人數最多的十種語言的使用人數情況（Christiansen2015：131）　　就全球范圍而言，英語網站還是占絕大比例，比第二位的俄語網站要多出近九倍（見圖2）。圖2互聯網不同語種網站占比情況（Christiansen2015：141）　　不同語種的影響力比較見圖3：圖3不同語種的影響力情況（Christiansen2015：133）　　如圖3所示，英語的影響力約為漢語的三倍。關于英語的影響力問題，還有比較近的文獻，Chan(2017)在其文章里沒有用語言的影響力（influence）這個概念，而是使用實力（power）的概念。在他的表格里，漢語躍居僅次于英語的第二位（見圖4）。圖4不同語種的實力情況（Chan2017）　　從實力得分來看，漢語遜于英語，約為后者的一半。Chan（2017）稱，根據他們研究團隊的20項指標體系來看2050年的情況，“英語還是會處于領先地位，盡管與第二位的差距會有所縮小”。Chan對于第二位的樂觀預期不知有否將語言的信息承載量的相對增減因素考慮其中。　　當今世界，一種語言信息地貌業已形成，這是一種類似于千條江河歸大海的地貌，亦即包括漢語在內的其他語言都在源源不斷地向英語這個海洋輸送信息。這一進程由于互聯網的助推，變得洶涌澎湃。只需考察一下漢語向英語輸送信息的情況，對此情勢當有大致了解。我國的各大新聞單位都有英文網站，我國幾乎所有的大學也有英文網站。我國有一定規模的行業亦是如此。我國的學術研究為了產生國際影響而倡導國際英文發表，中文學術期刊基本都有英文摘要。我國正在斥資資助將本土的古代和現代經典譯成英文。應當說，我國的整體英語水平并不高，國際交流環境并不完善，但是我國對英語的信息貢獻已然不可小覷。之所以用江河入海來比喻當今世界的語言信息地貌，還在于各種其他語言對英語的信息貢獻基本上是單向的，例如鮮有英語國家會將其語言承載的信息譯成漢語。漢語如此，其他語言則更加如此。可以想見，每時每刻，世界每個非英語國家都會有大量有用的信息被譯成英語，英語承載的信息可能每天都在海量增加。從理論上來說，倘若對這樣的信息單向流淌不加干預，長期的結果可能是，在信息承載量上，如果把英語比喻成高山，那么包括漢語在內的其他語言的信息承載量也許只會是山下的石塊。　　三、基于對英語的地位作用理解的英語教學問題思考　　（一）英語的戰略作用突出，英語教學還需加強　　英語擁有全球通用語的地位；英語的影響力或曰實力巨大；英語的信息承載量大幅增加，大有遠遠超過其他語言的趨勢。對于這種情勢的認識或可讓我們認清當今學習英語的重大戰略意義。英語的全球通用語地位啟示我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改革開放再出發、在全球化進程中處于優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國家形象、增強國家軟實力，均離不開作為全球通用語的英語。如前所述，英語將成為承載信息的最重要的載體，在信息時代，掌握英語就掌握了珍貴資源的重要獲取手段。反過來說，在不久的將來，不掌握英語就難以獲取足夠的信息，就可能難以跟上世界前進的腳步。對于個人來說，不能很好地掌握英語，無論從事何種行當，都所行不遠；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掌握英語的人口比例應該是國家核心實力的重要指標。　　此外，在全世界大部分非英語國家的信息單向向英語流淌的過程中，信息承載量的差異將對非英語語言的地位和影響產生強烈影響。在信息承載量與英語差距拉大的情況下，漢語的地位和影響也會受到沖擊。隨著信息時代的發展，也許我國會有相當數量的民眾被迫作出將英語作為（實際上的）第二語言甚至（實際上的）第一語言的選擇，那將會對我國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為避免這樣的問題出現，漢語信息承載量與英語的差距不斷拉大的進程必須得到干預。干預的方法主要是將英語的海量有用信息譯成漢語，大幅增加漢語的信息承載量。也許這項工作會提高到國家的戰略層面，會成為一場保衛國家語言和文化的大戰役，這也意味著將需要大量熟練掌握英語的人才。人工智能翻譯或可在這場保衛戰中發揮作用，為縮小漢語與英語的信息承載量提供便利。但是且不說人工智能翻譯能達到多高的準確程度，語言符號從定義上來說是隱喻、歧義和抽象的，這就決定了對于準確程度要求高的翻譯，人的審校不可或缺。需要翻譯的信息海量，光是人工審校會需要多少外語人才？　　從這個角度來看張樹華先生的觀點，尤其其以聳人聽聞的“學英語使中國教育質量遭毀滅性打擊”標題出現，容易導致英語沒用、大學生可學可不學的誤讀，容易誤導國家的戰略部署，也易助長閉關自守、固步自封的不良傾向，滋長學生對學習英語的排斥力，給英語學習帶來深層次“毀滅性打擊”。其戰略性偏差非常明顯，其負面作用不可小覷。當前，各種對英語的地位作用視而不見，主張削弱英語教學的觀點有違國家戰略利益，應予充分警惕。　　（二）英語教學呼喚改革，突破狹義語言文學的樊籬勢在必行　　當然，英語教學需要改革也是不言而喻的。蔡基剛教授關于英語專業學生很多，各個學校不應將教學內容局限在語言學、文學和翻譯等傳統范疇內的主張，筆者有所認同。2016年，李建波在中國礦業大學召開的學術會議上曾經就外語師資研究選題局限性提出過與蔡教授相似的觀點：　　據美國勞工統計局2015年統計，美國的中學后外語教學從業人員3.012萬（其中包括手勢語教師等），我國高校外語教師應在12萬人以上（此為多年前未經證實的網上數據，沒有查到外語師資數量的官方數據，真正數量似應遠多于此）。我國的外語人才在數量上優勢明顯。但就我國的外語研究而言，一方面，大量的外語人才集中在狹義的語言文學專業進行研究，難免雷同重復；而另一方面，在外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法律等諸多研究領域，由于我國從業的專業人士數量有限，精通外語者亦不足，研究尚缺乏全面性和系統性，可以說“知彼”不足。我國的外語人才優勢浪費較為嚴重。　　我國大學外語教師尤其應該拓展研究領域，主動適應大學外語教學新要求、學校主流專業人才培養需求，沖破狹義語言文學專業的樊籬，將自己的研究興趣與人類夢想、國家需求和學校學科建設統一起來，敢于對我國尚未觸及的外國文史哲和理工科相關問題開展介紹和研究，填補外國研究的空白。借此做到基本了解與所教學生的專業相關的問題、結合專業培養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研究教學相互促進，充分實現外語教師的獨到價值。(光明網2016)　　在這里，李建波還只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提出通過教師學術研究領域的拓展，進而惠及學生學習的觀點。其實外國的英語專業課程設置也大都不是局限在狹義的語言文學范圍之內的。我們不妨看一下法國英語專業的情況。近期，筆者專就法國英語教學情況咨詢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的英語教授穆蘭（JoannyMoulin）先生，他細述了法國大學英語專業所含的三個分支：　　第一個分支即傳統的“外國文學、語言和文化(Lettres，languesetculturesétrangères)”，其課程內容不言而喻，而且在這個分支內，翻譯也是必修課，與我們英語專業的傳統課程相似。這個分支的學生的首選出路是讀碩讀博，畢業后就業的則多是當中小學英語教師，也有從事翻譯職業或者考對英語水平有高要求的其他學科專業研究生的。　　第二個分支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稱作應用外語（Languesétrangèresappliquées，LEA）。這一分支的學生除了英語之外，還須學習其他外語，同時被要求學習英語國家文明及他們所選取主攻方向的課程，如法律、經濟、管理、會計統計、傳播學等。這一分支的學生的就業方向是翻譯、市場、商務、傳播、旅游和人道主義援助等。　　第三個分支是專門用途英語(Langueanglaisepourspécialistesd’autresdisciplines)，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如果說第二個分支更側重人文，那么第三個分支的課程設置則更多地關注學生所選的其他學科專業的知識構成。亦即所學知識更加貼近其他學科專業，以使學生獲得解決其他學科專業問題的英語能力①此為穆蘭教授應筆者要求提供的內容。在此表示感謝。。　　應該說，給學生以多種方向選擇可能是外國英語專業的共同趨勢。可喜的是，我國在2013年拓展了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外國語言文學學科內涵，增加了國別和區域研究及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研究；在2018年以《外國語言文學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的形式對本科外語的內容也作了相同的擴展。不過與法國的英語專業內涵相比，我們的專業外語似乎對專門用途外語強調得不夠。法國的英語專業人數并不太多，卻已經對人才培養規格做了多元化設計。我國英語專業人數眾多，人才需求多樣，更應該沖破狹義語言文學的樊籬，走多樣化之路，從而更好地滿足國家需求、學生需求。在這一點上，蔡基剛教授批評我國英語專業的狹窄內涵和同質化問題是正確的。盡管蔡教授在個別文章中也提到了狹義語言文學內容于英語專業仍有意義，但在更多的言論中，他反對所有大學的英語專業都圄于狹義語言文學范疇內，卻似乎希望所有大學都用專門用途英語取代狹義語言文學課程，這樣，蔡教授在反對一種同質化的時候，不小心又成了另一種同質化課程設置的倡導者，從而似乎也忽視了英語專業多樣化內涵的意義。　　（三）英語教學仍應重視人文素養培育　　蔡基剛教授剔除英語專業中的人文素養成分的訴求也是值得商榷的。英語專業向人文性的側重應該說是這一專業的標志性特征。從法國大學的英語專業來看，其三個分支均飽含人文性內容。在第二個分支，英語國家的文明、法律、傳播等課程與人文內容無法分割。第三個分支名為專門用途英語，盡管這一分支要學不少其他學科專業課程，但目的還是提高專門用途英語的水平。　　應該注意到，當前的人文學科本身也處在動態變化中，也有其時代的重要作用和意義。M.A.R.Habib在他的《文學批評史》（2005：1）中把人文學科的意義提高到與人類文明存亡息息相關的程度：“顯而易見、無可爭辯的是，就整個人文學科而言，對其研究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對我們文明的生死存亡至關緊要（vital）。”Habib（2005：1）還認為發生了“9·11”之類事件，文學批評者也有責任，他們未能盡職，未能教會人們如何進行批判性閱讀，未能解決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溝通和理解問題。的確，在信息交流更加便捷的今天，相互理解得到增進的同時，誤讀的機會也大幅增加。《牛津英語詞典》發布的“2016年度英語詞匯”里收錄了“后真相（post-truth）”一詞，“真相坍塌(truthdecay)”也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熱門話題（RandCooperation2018）。“后真相”也好，“真相坍塌”也好，都是在講，隨著信息環境的改變，即使是在一種語言文化內，也會產生嚴重的觀點誤讀和分歧，在多元語言文化的環境里情況只會更加嚴重。不同文化之間的誤讀和分歧是沖突的重要根源，而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沖突的毀滅程度可能會遠比“9·11”要高。這似乎也是為什麼H.L.Gates，Jr.（1992：xii）大聲疾呼：“世界多種多樣文化間實現相互了解的挑戰是我們所要面對的唯一的、最重要的任務。”顯然，作為全球通用語專業，我國的英語專業有義務在這一關乎人類共同命運的任務當中扮演重要角色。　　（四）“關停并轉”英語專業不是明智選擇　　關于英語專業掛紅黃牌的問題，或者可以從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角度來理解。哪個專業火了，就會有大批學生報考，逐漸會出現這個專業畢業生供大于求的情況。在理論上，所有專業都有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從價值規律角度來說，出現產品供大于求的狀況，生產會自發調整，技術改造會得到激發。英語專業似乎正在經歷這樣一個階段，專業的改進勢在必行。但這并不意味著英語專業要大幅“關停并轉”。　　蔡基剛教授提到，“就上海一地調查，僅有5%不到的英語專業畢業生是繼續攻讀英美語言文學或英語教育的碩士學位，其余都到了金融、法律、商務等工作崗位，還有不少英語畢業生甚至就業到無需任何英語的崗位”（蔡基剛2018）。且不說在信息時代，如果有人認為自己的崗位“無需任何英語”，那他她一定是個以葉障目的人，蔡教授所說的情況恰好說明了英語專業畢業生有較強的普適性。而這種普適性恰是本科教育所應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在我國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多數學生，無論是什麼專業，最終完全從事所學專業的比例都不會太高。就整體而言，本科教育的主要責任是提高學生的整體人文和科學素養，培育專業學術興趣，似不宜過早地將所有學生都關進專業高墻圍起的狹窄空間。如果有一天，大數據可以向人們提供更細致明確的人才需求資訊，在高等教育進一步普及化的背景下，人們或許會發現一些工科類的專業相對而言屬于小眾專業，更多的大學生或許會自覺地向以提高人文和科技素養為主要目標、就業和發展普適性強的專業流動。　　從這個角度來看，目標多元化的英語專業較易承擔起提高學生人文科學素養、培養專業學術興趣的使命，其辦學成本低，學生國際視野開闊，就業發展有較強普適性，適于緩解過專的學科專業畢業生供過于求的問題。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英語專業發展空間巨大。況且，從英語的地位和作用來看，我國的英語專業設置較多是一種戰略優勢，不宜過多考慮其“關停并轉”問題，而應多考慮其質量的提高問題。　　四、結語　　從多個角度來看，英語作為全球通用語的地位業已確立。在信息時代，千條江河歸大海的語言信息地貌也已基本形成。亦即因為英語擁有全球通用語的地位，其效應之一就是世界各國都在努力將自己的信息用英語來呈現，從而導致海量信息源源不斷地流向英語，使英語在信息承載量上占有絕對優勢。在這種情勢下，掌握英語就是掌握信息時代珍貴資源的重要獲取手段，擁有足夠的熟練掌握英語的人口對于國家來說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且足夠數量的國人熟練掌握英語，將英語中有用信息譯成漢語，縮短漢語與英語在信息承載量上的差距，對于保持漢語地位，從而保證中華文化的傳承也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從正反兩方面來看，加強英語教學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我國教育發展迅速，英語專業教師和學生都數量可觀，與剛剛改革開放時的英語專業相比已經不能同日而語。在那個時候，全國有多少英語教授扳著手指也可以數過來，畢業生數量相比遠遠滿足不了填補英語教師空缺的專項需求。在當時，英語專業限于狹義的語言文學范疇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在高等教育更加普及化的今天，仍將英語專業圄于狹義的語言文學范疇顯然不合時宜了。法國的英語專業學生數量應該比我國少得多，但是他們的課程設置和人才培養方案已經作了多元化調整。這對我們擁有眾多英語教師、每年近20萬畢業生（蔡基剛2018）的英語專業的調整和改革來說是個很好的啟示。　　美國蘭德公司發起一個倡議，旨在恢復事實與分析在公眾生活中的作用。他們認為當今人們的認知偏差、社交媒體的興盛及其他信息環境變化、利益集團的不同訴求等導致了“真相坍塌”（RandCooperation2018）。在“真相坍塌”的時代背景下，不少學者也認識到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和溝通愈顯重要，關乎到人類的共同命運。與此同時，科技迅猛發展，人文素質相對滯后的狀況也引起智者擔憂。一旦科技發展脫離了人文的約束，人類離自毀也許就不遠了。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今天，英語學生的人文素養培育尤其不可偏廢。在這個意義上，英語專業的人文性較其工具性更加重要。　　鑒于英語的重要戰略意義，鑒于我國改革開放再出發、“一帶一路”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對英語的倚重，再加上我國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對適于全面提高學生人文和科學素養、培養專業學術興趣的英語專業實行“關停并轉”并非明智之舉。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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